成然的个人阅读与公共思考

不确定的时代

新闻中说，昨天中国进行了一次反导拦截试验，并获得了预期的效果。这当然是一则振奋人心的消息，尤其是对那些爱国贼来说。我比较好奇的是，怎么事先没有一点征兆，包括美联社的报道也说，五角大楼颇感意外，因为中方事先并没有通知；中国的纳税人都无权知晓，凭什么美帝国主义者要感到意外，“友邦惊诧”可以休矣！
这则新闻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比如这次试验是否为首次，中国政府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耗资多少，战略意图是什么，等等。新闻当中特意提到，中国的试验不针对任何国家，似乎已经预料到“友邦惊诧”——然而效果却是增加了更多“不确定”，是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网上有帖子说，本次试验成功的意义不亚于成功试射第一颗原子弹——可能对帖子主人的意义，更现实的是人民币五毛——当然这也不能确定。我从来不认为原子弹有何重大的意义，更不要说大气高空层的导弹拦截，都不过是希特勒叫嚣的“要大炮不要黄油”当代版的邪恶的民族主义狂热意识的癫狂。
有人会问：国家强大不好吗？是何居心？
国家强大好不好，只能说“不确定”：美帝国很强大，萨义德、乔姆斯基们依然不满；大秦帝国、第三帝国也曾盛极一时，也曾“雄赳赳、气昂昂”，好么？
当然，今天国家越来越强大、越来越富裕，不是坏事；但是伴随着强大、富裕而来种种坏事，足以败坏一切的坏事，足以让人怀疑：这是一个好时代吗？
加尔布雷思在他写的《富裕社会》中，开足马力批判一种没有道德的极端自私的富裕：“全家开着内饰桃木、装有空调、使用动力转向和具有机动刹车功能的汽车出游，穿过路面不平、垃圾横飞、房屋破败、广告牌东拉西扯、电线横七竖八架在空中的城市，到处充斥商业艺术的乡村。他们拿出便携式冰箱里包装精美的食物在被污染的河边野餐，然后在不符合公共卫生和道德的停车场过夜。他们置身于腐烂垃圾的恶臭中，躺在尼龙帐篷下的充气床上，睡前可能会反思自己的幸福为何如此不均。”而这种景象每天都在中国任何一个城市的环城公路边上演。
正如加尔布雷思所言，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内的19世纪的确定性思想，在今天面临巨大的考验，一切开始脱离思想理论预设的逻辑轨道，一律变得“不确定”。这也是他接下来要写《不确定时代》的初衷，他要继续开足马力批判这个表面上成功实质上腐朽败坏的时代。
作为经济学家的作者，虽然是立足于经济思想的反思，但通篇都充满康德式的道德警示：在一个经济车轮发疯前行的时代（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是硬道理，保8），缺乏传统道德和均衡力量，一定会堕入万劫不复的地域。
亚当斯密说过，一个国家的财富来自于每一位公民对自身利益的不懈追求。这样的经济法则既是符合经济效率的要求，更重要的，合乎道德要求。可以确定的是，所谓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既不经济，更不道德。这非常危险，也非常不确定。
（美）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不确定的时代》，刘颖、胡莹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
2010-1-12

成为自我嘲讽的对象

临到期末，被叫去监考。这种差事，属于不是我所希望的，但也不是我能拒绝的。一位老师跟我讲，很多老师总是能推就推，不像你好说话。能凭空博得如此的夸赞，世界上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我监考的积极性又提高了，按湖南台的说法是“弯道超车”。
可我过去不是这样。记得刚入教职那年，头回监考曾颇有新鲜而强烈的感受，似乎还夹杂些道德愤慨，因此写了篇博文《监考老师狂想曲》（http://stujune.bokee.com/6582410.html ），意思大概是：花费半辈子的功夫，终于从讲台下走到讲台上，不过换来了人格的扭曲。现在三年过去了，事过境迁，再回想那时，那不过是年少轻狂，不过是自嘲。我终于能在成为自我嘲讽的对象之后游刃有余而恬不知耻，继续自嘲。
前几天一场考试下来，有一学生发信息给我，说老师头发长了，真是新年新气象，并祝福新年快乐；我的第六感第一时间告诉我，这是寻人开心，嘲讽我的吧。我立刻回复短信，声明这是头发的自然生长，和我无关的，更和新气象无关——我倒是满希望头发不要生长，我的气象也不要改变——真要新气象了，那就中年了；这位学生乐了，怎么敢调侃老师，又提醒老师，不要发福了——这终于是嘲讽我的明证了，我说这也不过是自然现象，从不敢奢望青春永驻，我又不是革命导师，可以万寿无疆的。
当然，我是要谢谢这位同学，虽然我把这种关心当做了嘲讽；因为自30岁之后，我的生活乐趣很大一部分就来自自我嘲讽了。
鲁迅曾言，专制使人善于从嘲讽中获得乐趣，这就有点像我们平时喜欢读有关贪官的花边报道，然后从中获得快感。尤其是像我这样，有点小聪明兼敏感怯懦的，潜伏在专政机关的淫威之外，尽情享受这荒诞中溢出的乐趣，像鲁迅似的，躲在租界里，“快意于他们的荒淫无耻”。佩斯大爷在凤凰网《非常道》中说，喜剧的艺术魅力在于能从大喜中见到大悲，而专制机关御制推广的主流文化只允许大喜（形势大好当然应该大喜），而剔除掉了大悲（这些应该留给走在穷途末路的阶级敌人），就像小沈阳的光膀子大裤衩，还有其师傅的装瘸逗傻，拼命挖苦弱者，而绝不吝惜对强者的肉麻吹捧。“风景这边独好”，效果自是出奇的好，咱们那个老百姓，今儿个真欢乐！比牛马高一等的奴才，除了需要饲料和圈舍外，还需要文艺工作者创造的精神抚慰与意识形态催眠，他们的“唱响主旋律”与“活跃节日文化”的“三下乡”，不就是这种玩意吗？
可惜，我的脑子还不曾被刽子手砍下，而且还喜欢思考些深奥的或现实的问题，老赵这一手还真不好使；好在我学会了自嘲，一方面获得快乐，一方面表明自己至少在思想上的独立性，与某个集团划清界限。可这不又是一种更加高明的自嘲，或者是一种更加明显的自欺。就像二战后，清算德国人的战争罪责，很多纳粹军官辩解说自己“在内心里永远和第三帝国势不两立”，阿伦特曾形象地说成是“内部移民”：简直就是“无稽之谈”。自嘲当然是一种无稽之谈！
自嘲也不是全然如此，至少可以通过这种思维游戏可以消耗掉对奴隶来说纯属多余的智商以及权利被褫夺的公民无处发泄的政治热情。
今天正好读到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当中一段文字：（这种虚浮）善于把真理都一一予以败坏，从而退回自身，陶醉在它的知性之中，即，陶醉于会瓦解一切思想却不会从中得到其一切内容而只会从中找到赤裸的自我的那种理解力中，——这种虚浮，乃是一种满足，必须听其自然，不去管它，因为它逃避普遍，而只追求自为的存在。
那位同学在短信中说：老师“宅”得太久，发福了……
2010-1-10

中国的孩子与中国的猪

回到房里开电脑写博文，很自然就想到这个标题：因为今天见到了一群放学的孩童与一车刚下到屠宰场待宰的肥猪，都很有趣，印象也很深刻，就把两者在文字上放一起。没有特殊的意思，不要有歧义。

今天下午在基建营（本市的商业中心）上10路公交车，等了大概20分钟才盼到，车上人多兼上车人多，我被卡在车门口了。司机是个俊俏的女同志，个头不高，踮脚站起来监督“无人售票”，有从后门上的乘客，她也耐心负责地一个个落实。直觉告诉我：不要小看女人，此女比什么臭男人都强。再一想，中国的发展崛起，变化最大的就数女性，柔弱的女子终于绝种了，虎狼社会，优胜劣汰，进化论使然。
中间有个地方似乎空着，人却走不动。原来是一大袋行李。此女子又展现幽默的一面：“哪个的袋子，不要哒！”无端被幽了一默，我笑了，拥挤的愁苦也消耗掉了；而且这个无主之物马上有人认领，很担心歉疚的样子艰难地挪开，我们顺利地往前移动。
过了两三站，上来一群放学的小学生，手里都拿着五毛票子或是硬币，看他们那闹腾的劲，像是要把整台车都包下来的样子。孩子是天生的顽主，若是换了一群成年人，我们估计有人要掏手机报警了；好在他们是孩子，还不至于“被长大”，车厢里的成人也因为他们的到来多了笑声。“要还是个孩子多好，像祖国的花朵阳光灿烂般生活着。”长大了，过去的天真烂漫一去不复返，连回忆也犯恶心了。
司机很专业地高高站在票箱处指挥：“不要挤，再挤不准你们坐车！”小朋友也没有像是受了冒犯，若是成人，估计要掏手机投诉了。依然一个个笑眯眯地挤上来，相互嬉戏吵闹，每一个表情每一句话，都让我的心头一股热乎劲，面部泛起笑容。记得小时候大人老是说我，总是一副笑容，可能小孩子都是这副德行吧，我终于有了大人的德行，开始懂得如何收敛自己的表情，让自己的面部肌肤硬化，像是戴了面具，故作深沉严肃。
这些“五毛党”依旧在车厢里愉快地吵闹，有个小男孩居然被挤倒了，在地上像个圆球，滚不动也爬不起。我顺手把旁边欺负他的男孩摁着，好让他站起来，站起来依旧笑呵呵的，依旧是好朋友。我突然想到前不久发生在本市的学生踩踏事件，想到中国青年报所报道的那些幸免于难的同学的让人触目惊心的笑脸。小孩子不懂得去如何表演自己的哀伤，他们的老师倒是能很老练地语带哽咽。老师或许还是有真情流露吧，那些信誓旦旦绝不隐瞒伤亡数字的官僚，连这种表演也省掉了，因为他们是不需要民意的。死伤这么多的孩子，每一个孩子后面是有多少人伤痛，却不见政治候选人去拉拢民心，在新闻会上掬一把泪。他们拒绝作秀，他们不必作秀，他们总是能够坚强地领导。
他们是工薪家庭的孩子，他们挤在我们成年人的人群里一同回家。他们不危险吗？他们身边的这些陌生的成年人不是很危险吗？他们的家人不担心绑架撕票吗？相比深圳，俺们这小地方真是天堂呀。但我觉得还是危险，在我们伟大祖国，再凶险的事故危险的发生难道还需要想象力吗？尤其是发生在孩子身上，学校怎么就没有校车？再苦不能苦孩子，官僚说谎还能不能带一丁点的廉耻？×的，一个屁大的官都能配专车，一家老小全接送，亲朋好友全沾光，2万亿财政收入居然都要突击开销（钱多呀，不差钱），怎么就没有钱来解决学生的上下学的交通问题。居然还恬不知耻要严查幼儿园校车超载问题，很多幼儿园用小面的来接送儿童，确实是财力不支问题，咱们社会主义祖国也差钱吗？
起火了，当然是领导先走；车子的问题吗，先改善领导的出行的体面为紧，未有穷期呀；接下来再解决路面的问题，交通管制措施是必需的，像北京首善之区，交通再拥堵，也要让领导走得顺畅舒坦；再考虑的就是威严的问题，这是讲政治的要义，四旁先安排警戒，社会车辆行人走兽飞鸟爬虫通通回避；至于考虑学校孩子的交通问题，那至少是建国百周年以后的事情了，达到发达国家水平了什么都会有的，现在咱还不是发展中嘛，要不向发达国家申请补贴，发达国家不同意，正好又是反面教材，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
不管怎么样，中国的孩子，生活条件在改善，将来都有机会上大学，打份工赚钱，似乎这就是他们的康庄大道，而且更重要的，他们政治上有免疫力，心理上有自豪感。他们若听到一首歌，说“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他们都会不解，甚至愤怒。
长大了依然混沌，想明白又能怎样呢？既然校舍问题都不容讨论，更何况校车。撞运气吧，地震要多少年才一次，被踩踏被绑被撕那概率小。天下太平。但愿。

接下来说猪的事情，是在中国的地界里看到的，算是中国的猪吧。
我下车去了一家定点屠宰场，私事，和猪无关的私事。但就凑巧碰到一台农用车送了一车猪过来，待宰。让我觉得有意思的事情发生了，绝对又和猪相关。按理，我也算是吃过猪肉，见过猪跑的人，有什么和猪相关的事情如此有趣呢？
绝对不是王小波所讲的“特立独行”的那头英雄猪出现了；而是相反，猪的老实温驯超过了我原有的想象。这台农用车居然像倾倒沙石一般的把整车猪，大概10多头白胖的成年猪，卸了下来。那些猪们滚了满地都是，而运猪的司机也不急着把猪赶进猪舍，在驾驶室悠闲的倒车，直到把车掉过头来停稳当了，才悠哉游哉地捡起一根棒子来对付猪。那些猪倒真是乖巧可爱，踉踉跄跄站起来后有些瑟瑟发抖，估计这一路颠簸，然后这一猛的空中翻滚，加上凛冽寒风，有些晕晕乎乎的。稍回过神来，就拱着嘴鼻贴着地面四处寻觅食物。
我收住脚步，欣赏猪们的可爱状。
猪的前面就是屠宰场的大门，它们只要猛一提速，就能瞬间脱逃，然后让这些猪贩子悬赏去捉拿归案，别忘了这些猪可都是待处决的重刑犯，公安部要发A级通缉令的。我都有些担心猪们会有可能逃窜，从理论上讲猪是有机会的。猪还是猪，它们是没有出逃的思维的，想都没有想过的事情，自然不会发生：我终于明白控制思想的重要性，绝对不能动摇。
终于，猪们被一个普通的中国平民用一根普通的木棒，拍打着赶进了猪舍。中国人对猪一类的弱者可能都有暴力倾向（符合鲁迅讲的是中国式的奴役链条），这么老实温驯可爱的猪，不用每一下都真打吧，可我分明听到空中传来清脆的拍击声，我在一旁都担心奥威尔小说的情节即将发生，猪们群起攻击人类，我都想好了怎么夺路而逃。可毕竟是猪，什么动静都没有，甚至连该有的生气表情都没有。我见过狗的生气状，狗脸的皮毛会皱起，凶狠地露出利齿，可是猪永远是那么憨厚可爱，皮毛永远光亮滑溜，直到被宰杀，也只会嗷嗷的叫唤。在这里，它们将吃完最后的一道晚餐，于凌晨处决，再被切割分块，送进本市千家万户的餐桌上。
可为什么，奥威尔居然让猪来做拿破仑，做动物农场的独裁领袖。太不可思议了。我觉得用熊猫比较合适，可能怕伤害中国人的感情。猪其实比熊猫的经济贡献大得多，可为什么政治上要接受熊猫的领导？人家熊猫外交，专机出访，华侨迎接，私人护理，样样都是VIP，意识形态上都成了中国政治和文化的元素；可猪呢，有学者研究出来中华文化图腾应该是猪，却因为猪的形象太差不值一驳，凭啥，贡献最大却待遇最差，为了GDP，浑身注满毒素，还要被歧视素质很差，不配享有公平的政治地位。唉，都是如此可爱的动物，生长在同一个地方，怎么差别就这么大呢？
猪们依然自得其乐，埋头找着食物，享受着食物，幸福地蜗居着。中国的猪是世界上最好的猪，好5倍！
2009-12-16

以下是《纪念刘和珍君》一文的摘抄，以此纪念唐福珍；我终于明白文字能不朽、生命能不朽的意义了！

可是我实在无话可说。我只觉得所住的并非人间。

我已经出离愤怒了。我将深味这非人间的浓黑的悲凉；以我的最大哀痛显示于非人间，使它们快意于我的苦痛，就将这作为后死者的菲薄的祭品，奉献于逝者的灵前。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然而造化又常常为庸人设计，以时间的流驶，来洗涤旧迹，仅使留下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在这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中，又给人暂得偷生，维持着这似人非人的世界。我不知道这样的世界何时是一个尽头！ 

我们还在这样的世上活着。 

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然而我还不料，也不信竟会下劣凶残到这地步。

但段政府就有令，说她(们)是“暴徒”！ 
 
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无声息的缘由了。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中国军人的屠戮妇婴的伟绩，八国联军的惩创学生的武功，不幸全被这几缕血痕抹杀了。但是中外的杀人者却居然昂起头来，不知道个个脸上有着血污……。 

时间永是流驶，街市依旧太平，有限的几个生命，在中国是不算什么的，至多，不过供无恶意的闲人以饭后的谈资，或者给有恶意的闲人作“流言”的种子。

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但这回却很有几点出于我的意外。一是当局者竟会这样地凶残，一是流言家竟至如此之下劣，一是中国的女性临难竟能如是之从容。 
 
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 

呜呼，我说不出话，但以此记念刘和珍君！

请记住唐福珍的死亡/蓝莲花
　　
　　 写完上海女人潘蓉抗击拆迁的稿子，已经是晚上11点28分。记者应该秉持客观中立的态度，不能动情，然而，写这篇稿子的几个小时里，我一直在流泪。
　　 我的好友浦志强一再告诫我，不要把自己混同于采访对象，要克制情绪。我知道他说的是对的，但是今天，我做不到。因为唐福珍死了。这一次，我并没有把自己混同为采访对象，但我不不仅仅是记者，我还是人。
　　 很多年前，在北京日报工作的时候，幼稚的我渴望新闻自由，写了一篇小说《真相》。小说中的女记者无意中遇到了一位农民工，讨薪不成，妻子被医院骗了高额医疗费却落下了残疾，两个孩子被人贩子绑架后，警察索要办案费。受体制和新闻规律所限，她无法报道此事，农民工用跳楼自杀来成全了她的新闻价值诉求。最终，女记者说服报社总编辑，报道了这条新闻，农民工的问题得到了解决，然而，两人都遭到了停职处理。
　　 这个幼稚的小说躺在我的电脑里，至少有3年的历史。我没有想到，现实生活的故事远比这个小说激烈。据我的一个媒体朋友透露，唐福珍生前多方求助于媒体，有的媒体勒索她，更多的媒体是袖手旁观，因为案子不够大，不够极端。是啊，在到处都是拆迁惨祸的中国，有几起能够进入媒体视野的呢？潘蓉用燃烧瓶扔挖掘机极端吗？一个村选出几名代表经年累月极端吗？手拿宪法、物权法保卫财产极端吗？在市区中央搭窝棚一住几年极端吗？都不极端。唐福珍想用她的鲜血，刺激这个社会的良知。自焚前她说：“一定要选一张我最漂亮的照片做遗像。”她的极端，确实引来的媒体的关注，甚至她的死亡，比自焚后救活更能带来新闻效应。
　　 然而，她用对自己的残酷换来的些许期望遭到了践踏。很可能，关于她的讯息，已经无法在报纸、电视上出现，也许还有网络。当然网络是删不干净的。删不干净的网络却只能徒增我们的痛苦。我们不能上街，不能散步，这些法治国家允许做的公开表达愤怒的行为，我们都不能做。
　　 除了被拆迁者本身，也许我们记者是最能体会他们痛苦的一群。因为我们看到过、听到过、拒绝过、愧疚过、麻木过、袖手旁观过。我很想向九泉之下的唐福珍道歉，但是我知道，我没有资格。因为如果她还健康地活着，我和同行们一样，会拒绝她的请求，我无法将她的故事写在报纸上，我依然会眼睁睁地看着这个和我一样爱美的女人拼死一搏后，撒手人寰。迄今为止，除了失声痛哭，我别无他法。“我们都是体制”，连岳曾说。唐福珍的死，是我们所有人都无法洗清的罪过。
　　 这是个该诅咒的世界。请记住唐福珍的死亡！
　　 2009年12月2日凌晨1时

鲁迅：《流氓的变迁》

今天读到鲁迅的《流氓的变迁》，让我对“流氓”有了新的认识：原来我们自古就有“流氓立国”的优良政治传统，只不过“于今为盛”罢了。政治组织系统终于把教书先生、医病郎中、文人戏子、和尚尼姑都纳入到权力的流氓系统，现代极权的“流氓国”雄起了。
下面是全文转载，奇文共欣赏：

　　孔墨都不满于现状，要加以改革，但那第一步，是在说动人主，而那用以压服人主的家伙，则都是“天”。孔子之徒为儒，墨子之徒为侠。“儒者，柔也”，当然不会危险的。惟侠老实，所以墨者的末流，至于以“死”为终极的目的。到后来，真老实的逐渐死完，止留下取巧的侠，汉的大侠，就已和公侯权贵相馈赠，以备危急时来作护符之用了。
　　司马迁说：“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乱”之和“犯”，决不是“叛”，不过闹点小乱子而已，而况有权贵如“五侯”者在。
　　“侠”字渐消，强盗起了，但也是侠之流，他们的旗帜是“替天行道”。他们所反对的是奸臣，不是天子，他们所打劫的是平民，不是将相。李逵劫法场时，抡起板斧来排头砍去，而所砍的是看客。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
　　满洲入关，中国渐被压服了，连有“侠气”的人，也不敢再起盗心，不敢指斥奸臣，不敢直接为天子效力，于是跟一个好官员或钦差大臣，给他保镳，替他捕盗，一部《施公案》，也说得很分明，还有《彭公案》，《七侠五义》之流，至今没有穷尽。他们出身清白，连先前也并无坏处，虽在钦差之下，究居平民之上，对一方面固然必须听命，对别方面还是大可逞雄，安全之度增多了，奴性也跟着加足。
　　然而为盗要被官兵所打，捕盗也要被强盗所打，要十分安全的侠客，是觉得都不妥当的，于是有流氓。和尚喝酒他来打，男女通奸他来捉，私娼私贩他来凌辱，为的是维持风化；乡下人不懂租界章程他来欺侮，为的是看不起无知；剪发女人他来嘲骂，社会改革者他来憎恶，为的是宝爱秩序。但后面是传统的靠山，对手又都非浩荡的强敌，他就在其间横行过去。现在的小说，还没有写出这一种典型的书，惟《九尾龟》中的章秋谷，以为他给妓女吃苦，是因为她要敲人们竹杠，所以给以惩罚之类的叙述，约略近之。
由现状再降下去，大概这一流人将成为文艺书中的主角了，我在等候“革命文学家”张资平“氏”的近作。
2009-11-26

大学必读书：无所谓有也无所谓无

在大学忝担教职以来，一直就有学生请教所谓必读书的问题，我总有意或无意在回避。因为，人微言轻，我似乎没有这个资格，担不起；更重要的，所谓必读书，还是应试教育的思路，似乎读了这些必读书，大学就能读好了——科举考试不就有这样的劳什子么。何况，开列必读书的书目也是自个热闹，没有“必读书”这门功课的考试，谁又有多少自发的热情呢？
读书是自己的事情，必读书也是自己总结出来的，是要靠读书的经验作底子的，而不是别人能强加给人的。特别是那些没怎么读书的，给他一个再好的必读书的书单，也是没有多大效果的。
今天有学生下了一个必须在明天之前完成的“开列必读书目”的任务，我就再“忝担”一次，也算是自己读书的一点心得，供读者朋友参考。
我自己平时看的都是文史哲方面的书，先从“文”列起：
文学：中国古代的《诗经》《四书集注》《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古文观止》四大名著，近代以来的《人间词话》《鲁迅选集》《围城》《边城》，按作者来看，这些名字下的作品是不能放过的，有鲁迅、周作人、沈从文、陈独秀、林语堂、胡适、徐志摩、钱钟书等等。这些角色都是大师，不读大师读什么呢？另外，毛泽东的白话文和古体诗词也可以当零食吃，说不上多大的美学享受，只是作者太牛了，影响很大，直到现在还在影响大多数人的思维和遣词造句。
当代以来的文学作品看过的有《平凡的世界》，好像只此一篇小说有印象，其他的都是随笔杂文，只读所谓“经典”，特别是王小波的随笔文章，可以经常拿出来读，李国文的杂文也很好，其他的读了也无益。
国外主要关注古典名著，像英国的《莎士比亚文集》，小说有《简爱》《傲慢与偏见》，欧洲大陆的像法国、西班牙、德国、意大利可以选读一些，俄罗斯文学一定要有所涉猎，像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妮娜》《复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白痴》等。
现当代的西方文学可以选读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品集子，我自己偏爱奥威尔、卡夫卡和索尔仁尼琴这些反思极权主义政治的作品。

历史：首先要对人类文明历史、中国文明的历史有个全景式的了解。这方面的版本很多，推荐的也很多，都是大部头，一定要啃一两本。然后在这个结构下选择自己感兴趣的内容加以充实，读书不是多多益善，更不能求全责备，关键自己要真有兴趣，真有自己的思考，能在读一本书的时候把你过去读的十本书、百本书的内容都可以调动起来。不然，历史怎么会有趣呢？历史非常复杂，各个时期各个领域的内容很多，之间的关系很复杂，好像关系是似有似无，看你怎么理解。历史怎么理解都行，人的想象力是无穷的，要勇敢地想象和批判（康德不是说启蒙就是勇敢的使用自己的智慧吗）。
历史方面的书非常多，也有经典，像人们说得多的《史记》《资治通鉴》，原著很难读，不如读别人的解读，原著不如选读。当然历史专业的学生另当别论。各朝各代都有修史，我没有读过，《上下五千年》当中可以找些去读，当补课；近代以来的历史，从小学、中学到大学都反复当思想政治学习很扎实了，但偏见很多，可以找剑桥中国史系列书来平衡，另外近来的历史畅销书也很好，像各种回忆录，唐德刚的作品，等等。
国外的历史，主要是西方文明史，古希腊罗马时期、中世纪要恶补，我们的基础教育历来淡薄这一块，可能是毛泽东讨厌“言必称希腊”的洋强调，但是这里有现代文明的基因，不读不行；然后宗教也不甚了了，要读一点，《圣经》可以当故事当连环画读。这里头应该有不少“必读书”，可以去找一些，我自己说不上；但这些方面的知识是一定要补充的，先要有这个意识。

哲学：更要补，恶补。我们过去学了些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就当做哲学了，这算哪门子事，连门都没入。哲学，是西方文明的概念，中国的哲学是对西方哲学认识后才搭建起来的——当然说中国没有哲学也不确切，只是中国没有西方那么强大系统的哲学。
中国的哲学比较简单，就是诸子百家，《论语》《孟子》《老子》《庄子》《荀子》，还有一部《周易》，然后是儒释道和理学，要去读一些文章和书，一知半解也很好。
西方哲学的著作很多，选介：《理想国》《哲学原理》《人类理解研究》《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纯粹理性批判》《道德形而上学原理》《历史哲学》《实用主义》《正义论》《猜想和反驳》《科学研究纲领方法》《存在与时间》，等等，各个时期、各个思想门派都包括进去了，当然还有马克思的原著也是恶补，不能仅听教科书一面之词，就读马箸选读就可以了。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特别推荐，文笔很好呀，而且是特别好的现实批判的武器。
2009-11-16

身体的政治：公民不服从可能吗？

政治的本义在于社会交往之下维持人类的公共秩序，其中的“交往”与“秩序”很大程度上是语言意义上的，如人的信息传播、意见交流以及不成文的道德伦理、成文的法律制度。因此，才有马克思对现代信息社会的天才预见，他认为居于“社会中心位置的将是科学的组织和决策机构，而不再是手握国家暴力的行政权力”（参见《全集》46卷下册218-223页）。循此逻辑，作为暴力机器的国家也必将解体。
然而吊诡的是，权力的极度欲望生发出所谓“转喻的反转”，也即巴特勒所说的“由权力生产出来的主体，又成为创立权力的主体”。也就是说，权力结构一旦确立，就会挣脱语言以及代表语言内在逻辑的道德法律。这种极端保守和自私权力结构下的政治，也就不可能实现马克思所预言“科学组织和决策”。一句话，政治又回到前现代的“身体政治”，而不是现代的所谓谈论的政治、意见博弈的政治。
社会学家布莱恩•特纳曾经指出：“人类有一个显见和突出的现象：他们有身体并且他们是身体。”在不见人权的政治权力中，控制权力对象的身体成为普遍的手段，包括死亡、牢狱、体罚等等围绕身体的恐怖行为。所谓“枪杆子出的政权”为什么能千百年来屡试不爽，直到今天的各项维稳非常手段的辉煌战绩，就在于其能胁迫身体，进而获得服从（严格来讲是臣服）。一种刚性的权力建立起来了，表面上似乎敏感而脆弱，但却能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保持权力稳定，毕竟——稳定可以压倒一切。
读巴特勒这本《权力的精神生活：服从的理论》，我有点茅塞顿开的感觉，尤其是关于“身体的政治”（参见第一章《顽固的依恋，身体的服从》，以及该书频繁引用类似弗洛伊德、福柯等精神现象学的后现代解构理论）。我突然觉得权力这东西很狡猾，构思非常巧妙，在一种现实感的观照下，我又能发现讽刺意义上的趣味：我平时竟然没有发觉，“用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原来表达的就是这种前现代政治理念。
正如福柯所言：身体已经取代了精神。尤其是在某个以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国家，启蒙意义上的人的自觉，又退回到身体，退回到高科技所奉献出来的身体的盛宴。这个时代的标兵属于重庆的红大哥文强，此公身体的保养类似于国宝熊猫，十分契合中华崛起之当下强音，而且能将活体的女明星与化石的恐龙蛋两者兼得，可谓“身体政治”的巅峰之作。
黑格尔的“自由仍然受缚于奴役状态”，指的就是人的心灵和思想的自由被绑缚在身陷囹圄的身体之上。一般来说，直接控制思想的手段是不存在的，能控制思想的往往要假道于身体，通过身体的愉悦或是身体的痛苦来牵制灵魂。当然，极端的直接控制思想的例子也不是没有，比如阿尔都塞所总结的“诸如家庭、教会、学校、国家等的意识形态机器”，或是《美丽新世界》当中的场景，机械地复制个人的思想。对于身体政治的统治者而言，身体是美丽的而思想是邪恶的，美女成为活跃的社会标尺，而思想者却总不见踪影。
不作思想者，那么退而求其次——不做奴隶做公民，如何？巴特勒指出，权力最开始是以“外在的”形式出现在奴隶面前的，再度出现时却已成为奴隶自己的意识。奴隶要解放自己首先是“观念上的自觉”，然后才是挣脱锁链，解放身体；这和“身体政治”恰好形成对比，因为一切奴役首先是“自我奴役”。先解救自己，才能解构这个权力结构。这里的一个核心是：服从还是不服从；to be or not to be。
其实，人类从很久以来，就开始挣脱身体的纠葛。比如宗教，又比如道德。尼采说“道德是一种疾病”，因为道德否定身体（尼采认为身体、“本能”、意志的不可逃避性）。也就是说，我们否定身体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可怕。如果我们自信做一个有道德的人，也就有可能摆脱“身体政治”的强暴。我们服从道德，不服从权力。
福柯在《主体与权力》中有这么一段话：“我们今天的政治的、伦理的、社会的、哲学的问题不会从国家和从国家机构中去努力解放我们，而是从国家和与国家相联系的这种个体化解放我们。我们不得不通过对已经强加在我们身上几个世纪的这种个体性的否定，来促进新的形式的主体性。”如果我们觉得政治的话题太过沉重，制度更新的使命太过渺茫，我们何不轻松地从自己做起。
（美）巴特勒：《权力的精神生活：服从的理论》，张生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
2009-11-8

新闻的价值是什么

新闻是世界上最流行的东西，几乎是所有人日常生活的一个部分，已经平常得让人懒得去思考他。若问起新闻的价值，最精妙的莫过于存在主义式的答案：新闻的价值就是“新闻每时每刻都存在”。细究起来，我们对新闻的价值判断千奇百怪，是非爱恨皆有，誉之者曰功德无量，毁之者曰贻害无穷。
比如，按照庸俗唯物论的观点，新闻是“臭老九”的行当，不能当饭吃当衣穿，没有多少价值；这种观点已经完全过时，却又遇到当下庸俗的文化产业战略的冲击，浓妆艳抹的新闻包装上市了。新闻当然能够而且也应当赚钱，但这不是新闻的价值。
还有更恶俗的说法，新闻不就是“人咬狗”吗？从新闻实际操作的某一部分来看确实如此，新闻满足人的兴趣是全方位的，有高级的，也有低级的；新闻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多层面的，他似乎是不可或缺的，或者是无聊透顶的，但总的说来，新闻是人的社会化的表征。这么说，沟通讯息以促成社会生产实践不就是新闻的价值吗？好像也不是很全面，更不准确。
那么，新闻的价值是什么？我想，新闻的价值绝不是让一大批的新闻系的学生找了份眩人的工作，而是让他们实现了心灵梦想，大多数有激情的青年的心灵梦想；也不是让普通民众在茶余饭后无聊时光找到了快乐消遣或是领受了社会教育，而是他们作为现代公民应该突破私人空间，有权利去知道和讨论公共事务、有尊严去感受和表达公共情怀；更不是为了给权力机关实施公共治理提供耳目喉舌的舆论导向通道与政治宣教的意识形态讲台，而是让他们的权力时刻处在民意监视状态感到忌惮和恐惧，“在人民面前发抖”（马克思语），使其不敢为所欲为，老老实实地为人民服务。
但是，这些依然无法贴切表达我理想中的新闻的价值。新闻的价值，或者说其最本义的价值，在于其集中展示了一份人类的自由解放事业。人的自由解放之可贵，正在于自由解放之稀缺，因为人像动物一样背负了沉重的肉身，因此人要展翅翱翔，唯一的可能是人的意识和心灵领域，而心灵自由解放的物质实践表征正是以新闻为代表的信息符号传播体系。正如中青报《冰点》周刊主编李大同所说的，“新闻工作是世界上最有意思的工作”，“最有意思”之意思正在于追求自由解放之路的每天24小时不断更新的挑战性与刺激性。新闻媒介，不仅仅是信息和观点沟通共享的“媒介”，更是人从物质实践空间向着意识实践空间转换和超越的“媒介”。正是从这样的价值定位层面，新闻才成为一项唯一获得宪法保障的职业。
当然，新闻并非就是高人一等，相反，在理想的新闻场域中，不论是传者受者，还是信息内容指涉对象，所有的人都将被符号隐身成为一个抽象的平等主体，进而实现一种人文主义的精神交往。新闻的核心正是这种符号化了抽象化了的人，一个大写的人。新闻的价值其实就是人的价值。新闻界铭言说，“事实是神圣的，评论是自由的”，莫如就是说：人是神圣的，人是自由的。
2009-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