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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名:六月生 笔名:六月生 地区: 行业:其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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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心是如何变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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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心是如何变坏的
经常看到一些关于世道人心的高头文章,古今中外,视野开阔,政经伦理,理论艰深,刚开始还佩服得下不了地,但慢慢就发现不是那回事,有些怀疑了。总觉得,有些话,说得太精致了,就显得言不由衷,脱离常识了。
学术造假,我们自然反对;即便没有造假抄袭,太泛滥了,做个演讲、写个时评都弄成学术体格式,太过矫情,也要反对。这种学院化的体系,无形中失掉了知识分子本该有的直面现实问题的锐气。
最近讨论得多的是毒胶囊的事情,基本上都是政治经济学分析与比较文化学的思维路径。这已经成为了基本套路,什么事情都可以往这个框子里装,制度上要堵塞漏洞,加强监管,文化上要提高国民道德伦理水平,如何应对网络谣言,如何应对食品安全,如何维护公共秩序,如何保护知识产权,诸如此类,都可以用这个模式去讨论。因此,看得多了,就烦了。
修正药业的口号说是“做良心药”,这当然是广告;但做药这个行为,都是具体的人在操作实施,而行为首先要通过行为主体人的“良心的检验”,也就是我的良心首先要判断我这个行为能不能做。一般的人都知道,杀人放火是不能做的,但为什么短斤少两、以次充好、坑蒙拐骗,这样的行为就能轻易地通过自己良心的检验呢?做地沟油的人从不吃自己的地沟油,他的良心是知道这样的行为是害人的,因此并不存在是非不分,而是明知故犯。
也就是说,没有本质上的坏人,一般心智的人都会明白做人做事的原则,干了坏事的坏人都是机会主义的。菜市场里几乎没有短斤少两的(我总认为这件事做得有点荒唐,你完全可以通过提价来获利,而不必用这种丢脸的方式),例外的情况只有两种:一是刚入行的愣头青,完全不知道这个潜规则;另一种就是有道德洁癖的讲原则的人。但这两种人都是被边缘化的,前者很快就会被同化,后一种人就会遭同行嫉恨排挤。
人都是适应环境的动物,这是一种本能,这无所谓好坏;正因为没有绝对的好与坏的标准,因此都是以外部环境通行的标准,来替代自己的行为标准。我思来想去这个坏标准是如何成为通行标准的,它的根源只有一个:就是官场这个厚黑场。
脸厚心黑,本来只是中国古代官场的法则,随着这个社会交往程度的加深,这个官场的法则流行到了全社会各个行当。古代的官场是个相对封闭的系统,老百姓一辈子都见不了一个官僚;今天就不一样了,整个社会都被官场统领着,除非你有本事移民,根本逃不出官僚的手掌心,而且还要琢磨着法子怎么和官家套近乎攀关系。再加之社会的组织化水平提高,世间已无桃花源,学校、企业、社团,都是绝情而庞大的机器,机器里的人,尤其是领导,都逐渐非人,按韦伯的理解,组织中的官僚都是高度理性化的人兽。
人心向好本来是人适应环境的自觉,千百年演化下来的道德伦理就是这种人人自觉的产物,可现在是整个环境受到了官场的污染,整个社会净化机制失灵,变成了人心向坏。要解决人心大坏的问题,当务之急只有两个:一是斩断官僚伸向社会的黑手,让民间的道德人心得到休养生息,若干年后自会生态修护;二是整顿吏治,利用国家的法治和民间的道德资源进行治理,也就是公正司法和舆论监督。
2012-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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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很多人都有这种想法,都在讲这个社会如何如何不好,多么多么黑暗,都在说着同样的话。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你为这个社会做了什么?哪怕只说一句公道话,干一件公道事;哪怕把这个社会不好的地方,改变一点点,尽一点点力也好。假如人人都能这样,那我们的社会肯定能改变。
必须有人为那些沉默的老百姓争取权利,我想那个人就是我。
——陈光诚
即使光诚犯了天大的罪,也不能将他的家人全部监禁起来呀!!!
即使光诚犯了天大的罪,也不能不让朋友去看望他的家人呀!!!
——王克勤 记者
我一个女人,我一家全是女人,他们要动用11个壮年男子24小时不间断看守着我们,围着我的家园,这日子怎么过??更可怕的是经常晚上听窗根,我房间窗台都被爬的光滑发亮!!
——袁伟静 陈光诚妻子
一个盲人,却以正常人罕见的勇气和执著,坚守良知主持正义,为了别人的自由和尊严而抗争。他身陷牢狱,不是一个盲人的悲剧,而是我们整个民族的悲剧。
——张思之 律师
天下事最不公正者莫过于司法不公,而从事维护权利、推进正义事业之士反遭法律名义下的压制迫害更是一国之耻辱。陈光诚先生给临沂更给这个民族带来了光荣,而眼下对于他和他的家人的迫害不仅是对于公民法律权利的悍然侵犯,也让我们的国家蒙羞。我们呼吁:立即释放陈光诚先生,赔偿他及家人的损失,并追究所有肇事者的法律责任!
—— 学者
让他们这些起而行的人孤军奋战,是社会的耻辱。
——萧瀚 律师
我听说山东地方当局,我也不知道是谁,对公民陈光诚给予了非法的迫害,我想这个事情大概不会出于我们最高领导人的意愿,我想这些事情大概是一些基层恶霸在那里为非作歹。如果确有其事的话,我建议大家去起诉他们。但是无论如何像陈光诚这样一个盲人,这样一个为公义而斗争的这么一个人,在中国遭到这样的处境,应该是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时代的耻辱。
——秦晖 学者
陈光诚虽然眼睛看不到光明,但是他的是心中一片光明;相反,很多人是眼睛能看到光明,但是心中却一片黑暗。
——雷颐 历史学家
关于陈光诚的事,我也一直在关心着他,他是一个盲人,按理说应该受到社会的特别关照,可结果是相反,我们不但没特别关照他,而且处处和他过不去,他遭受了极大的困难,这个对我们社会的公正造成很大的破坏。我希望我们当局对他的问题,应该重新思考,他没有做什么坏事,他表达自己的意见,计划生育这件事情本来就是有争议的事情,我们用一种非常没道理的手段,来对付这么一个盲人,这个太没有道理了,这个社会需要同情心和谐,对一个盲人这样子对待,我是非常的不赞成。我支持陈光诚他的行为他的理想,也许有点毛病但是不足为怪。人总归有点毛病,我们应该看他主要的方面。我呼吁我们这个社会,对这件事情加以重视。
——茅于轼 经济学家
李双江公子所带冲锋枪真的是“假枪”吗?(网络热帖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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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双江公子所带冲锋枪真的是“假枪”吗?(网络热帖转载)
歌唱家李双江的公子李天一,近日在京城涉嫌寻衅滋事,仅因驾车口角就无端暴打一对市民夫妇。此事当然赚足了眼球,各大媒体都是大幅报道。
涉嫌滋事的另一人,即李公子的同伙,已被网络曝光身份。其并不是正式媒体故弄玄虚,刻意伪造的什么山西一公司老总的公子,而是山西省公安厅副厅长兼太原市公安局长苏浩同志的公子苏楠。当然,在这些媒体眼中,或许太原市公安局就是一家不问是非,只耍暴力的权贵们的保安公司。因此,这种关于凶嫌身份的伪辞或许也没错,或许更接近其本来面目。
这桩事件有若干亮点,官二代、豪车、飞扬跋扈等,均是这个国家司空见惯并引以为荣、四处吹嘘的“国家特色”。且这两个官二代还未成年(李公子媒体已披露是15岁,苏公子年龄则未报道,推测年龄应大致相仿),就如此大手笔,实在是均有乃父之风,说明俺们的“特色”早已是江山代有人才出,一代更比一代牛。
此前媒体报道在李公子的宝马车上发现了一支冲锋枪,今日媒体则证实,这是一支“假枪”。很显然,就像报道中故意要将苏公子说成是商家公子一样,这支枪也必须被证实为“假枪”。但,有关方面及奉命报道的媒体,显然是故意扮弱智,假装弄不清俺们国家的特色和公子们的性情喜好。两个未成年的小儿,就敢无照开着豪车在京师耀武扬威,你们媒体竟然说他们玩的是假枪?这也太看低他们的能量,太辱没他们的品味了吧?
李、苏两公子,一个出身于将军之门,一个出身于公安重镇,不要说拿把冲锋枪来玩是寻常儿戏,就是他们抱两支导弹来玩,开几驾战斗机来耍,那也是天经地义的,也是俺们的军队和公安们要誓死捍卫的“核心利益”。
虽然说这两公子现在涉嫌了“寻衅滋事”,但鉴于他们父辈的光辉,又都是未成年,很显然,他们会一点事都没有。事实上,可能当日护送他们回去的警车,还没把他们送到公安局去讯问,就已经非常尊敬地把这两公子礼送到什么地方去逍遥了。其实,不要讲“寻衅滋事”这种小事,不要讲他们未成年,就是他们杀了人,又成年了,又能怎么样呢?最多不过是组织上护送他们到欧美去接受再教育、接受“严厉惩罚”罢了。
李双江少将多年前曾以歌唱《红星照我去战斗》而驰名,该歌所表现的主人公小英雄潘冬子,也成了几代人的偶像。只是不知道,那个潘冬子及他的同志们如果看到,他们出身入死就是为了换取一个官一代们嚣张、官二代们跋扈的世界时,他们还有那么多豪情壮志、红星闪闪吗?难道他们不应该早死早超生,永世被锁在地狱最深处吗?
哦,忘了,还应善意提醒一下李将军、苏局长及其公子们,平时除了玩豪车、玩冲锋车、乱打人以外,还是要多学点文化,多上上网、看看报纸。据说你们的老朋友卡扎菲,这几日正携带若干黄金在非洲大沙漠狂奔。
这个时刻,卡扎菲不是也在想,你们端着的冲锋枪有用吗?你们贪渎的黄金还有意义吗?
是什么让你意志消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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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让你意志消沉?
骂一个人不是人,这是最恶毒的语言攻击。虽然我们经常想当然地认为笼统地讲人性非常低俗,其实在我们的意识深处依旧把人性当做最根本的属性。这真让人纠结。
我情愿相信问题的根源是人们陷入了文字游戏的圈套中;但世界又是如此的纷繁复杂,人们因而是如此的言不由衷。既然我们曾经是那么排斥人性,可人性又是如此的深植于内心。毕竟我们首先是人,然后才是红党蓝党白党黑党。
可如果说我们先讲人性,再来讲党性,似乎是政治思想幼稚或是反动的表现。现实出路是我们在使用一种高于人性进而能代替人性的属性——党性。直到今天我也没真正弄明白什么是党性,怎么去界定新闻学理论当中的党性原则。比如说,记者的报道说真话是讲党性,还是说假话是讲党性,这么简单的问题我都很糊涂。有的教科书似乎说服从是讲党性,接受领导,紧密团结,我当然可以服从上级,可领袖服从谁,难道最高领袖可以不讲党性吗?有的答案说,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那么最高领袖服从人民,然后人民又接受领袖的领导——头都要爆掉了——但我知道,党性之说之所以如此强悍,源于党的强大的生命力与战斗力,任何艰难险阻、任何道德律令都不在话下,“谁要是反对党,就叫谁灭亡”。
我大概知道,党性一说来自马克思的阶级学说,后来列宁认为阶级过于复杂,简化成阶级先锋队的布尔什维克党,然后共产国际将星星之火燎原到了中国,这就有了党,有了党性。其次,为什么党性可以高于人性,这完全没有现实依据,仅仅来自马列的理论假设,而且属于很抽象很宏观的思考:因为人性被万恶的私有观念蒙蔽和侵蚀,而只有站在理论和历史高点的先知先觉们和拥有鲜明的先进阶级身份的共产主义领袖的选民们,才能带领和帮助全世界人民走出贫困、愚昧和堕落的泥沼。抛掉人性吧,我的可怜人儿!
我对人性当然也很迷茫,就像传统中国的伦理政治学,从来都盛产心黑手黑的伪君子;但是又没有足够的意志能抵制这种困惑——也许我从来都对“意志”“信仰”这样的高尚词汇不以为然,如若我们都是坚如磐石的精神钢铁战士,那我们只能成为尼采那样的疯子,虽然我也知道说尼采是疯子是对天才的污蔑。因为尼采是真诚的人性体现者,而我们这些假疯子伪道学真市侩们,没有疯,却要可耻得多。
然而我们的时代却在日新月异地高速前进,身边很多人,比我大的,比我小的,都一个个志得意满,正在或准备大干一场。物质财富的确是在不断丰富,这也好像是李泽厚先生对未来充满希望的基础,但我总以为经济发展不说明一切,相反发展和积累到了一定程度,就会蒙蔽我们的智慧,扭曲我们的情感。危机感告诉我,高楼大厦、动力列车、灯红酒绿、奥运世博,都不过是为了掩饰我们真正的贫困,更不用说我们能有能力去领导世界。所谓中国模式,其实就是一个靠不择手段投机获利的超级暴发户,靠时不时一掷千金从别人鄙夷的眼光中收获一点自欺欺人的自信。
以人为本,这句干枯无力的口号,只是这种政治和经济发展模式的遮羞布。正如习副主席对美国副总统说的,中国人民珍视自己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这种无耻已经不能让人怵目惊心了。这个国家,我无法选择。我说不出自己的落寞的感觉,好像又没有,经常难得糊涂,深得道家之逍遥法则,自怨自艾,又独自品尝自嘲的乐趣。我想,这些就是我的消沉。
2011-8-20